萨尔浒之战及之后的明军实质上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不堪，在浑河之战、松锦会战前期，明军的表现并不逊色后金八旗军太多，更多因为兵力不足、指挥调度等等问题落败，即使到了南明时期，前明军李成栋部也极为能打，在剃头降清以后连下福建广东两省。那既然如此，为何弘光一朝重金打造的江北防线如此不堪一击？
01
立嗣危机
崇祯十七年的四月初八日，淮安巡抚路振飞首先得到了北都失守的消息，到了五月十五日，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由监国继位，由于明朝实行两都制的缘故，明朝旧部迅速在南方反应，不至于如靖康之难后的宋朝一般极度混乱。
彼时的明政府，在风雨飘摇中似乎大厦将倾，早已没有了当年北京保卫战时的上下一心，朝堂内为了立储之事不断互相攻击，潞王朱常淓和福王朱由崧便是两派人的争执对象。
在那个时候，一度处于南京权力中心，在新君拥立问题上有着相当的话语权的人，正是大名鼎鼎的史可法。史可法其人的确是忠君爱国，但为人却太过八面玲珑，正是因为他在嗣统问题上的犹豫不决，极大的影响了弘光一朝的政治军事局面。
展开剩余83%由于史可法的不坚定，他在凤阳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，还赐已经逐渐失控的马士英和高杰等人定策之名，让这些武将们有了可乘之机。拥有了定策之功的马士英和高杰、黄得功、刘良佐等人政治地位空前提高，业已成尾大不掉之势。
在四镇之中，哪怕是最服从调令，四镇武人中后来唯一力战殉国的黄得功，也曾在对诏书内容不满意时说出“吾不知何诏也”这样的话来，后来弘光一朝的党争不断，武将跋扈不听调令的导火索在弘光建政之前早已埋下，这即是江北四镇的先天不足。
史可法的重大失误使得部署之初便处处受到阻滞，即便是拥有定策之名的马士英也对四镇和左良玉束手无策，难有作为。
02
地缘劣势
甲申年上半年虽然李自成席卷北方登上人生巅峰，但南明朝廷仍旧保持着对淮北一带较高的控制，这成为了江北四镇部署的基础。
这个部署单从军事层面来讲似乎是无可指摘，首先四镇和长江中游的左良玉部形成呼应，层次有序。
江北防线的建立可以兼顾湖北和南直隶地区的防守，又可以向湖广以西、山东、河南地区图谋进取，又给南京地区的防守带来了战略纵深。
如果能按原先计划进行，不说恢复河南山东，总不至于瞬间崩摧吧，但事实上，弘光朝在地缘上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漏洞。
“守江必守淮”的说法自古有之，但这句话还有下半句，“保扬必保荆”。
为什么说荆州所在的江汉平原重要非常？那得先看看自古以来北方对南方的攻略计划，一般来说，北方政权进攻南方政权有三种做法：
（1）走长江下游进攻四川，多路对南方政权同时进攻，进而形成合围。蒙古早期进攻南宋就是按照这个路子，在攻打四川的同时也取道西藏攻灭了大理国，在战略上包围南宋，但是这样的进攻对于战马数量和兵员素质的要求很高，这种进攻，恐怕只有巅峰时期的蒙古帝国才能做到。
（2）走淮北一带，淮北一带河网密布，北方政权从这一路进攻的好处在于，可以源源不断的利用河网给南征军队提供补给，并持续施压于扬州到合肥一线。
（3）最经典的路线就是攻打江汉平原，攻下江汉平原则是掌握了顺江而下进攻南军的通道，南陈、末期南宋都是在没有江汉平原的情况下彻底失去了自保的能力。
淮河防线对于南方政权意义非常，北军除了要考虑补给问题外，还要面临着南军的接连反击，故而历史上，北军进攻淮河流域，多是采用诱敌聚兵，打歼灭战的战略。五代后周时，韩令坤攻略南唐的战法就是攻其必救，有效消灭对方有生力量，如果南军坚持坚壁清野的战法，北军撞一头包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攻打江汉平原投资收益比还是相当高的。这也成为了后期蒙军死磕襄阳的原因，征服一座城市相当于征服一个地区，进而完成对南方政权的征服。
而那时的大明，由于荆襄一带长期受到张献忠的攻击，经营的并不算好，甚至驻兵湖北的左良玉在朱仙镇大败以后彻底变成了缩头乌龟，在这之后，左良玉听封不听调，不但没有起到拱卫国家的作用，反而成为了战略要地上暗暗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。
后来的左良玉也是为了躲避李闯败军而东征，这也是江北四镇垮台的最大诱因。除此之外，除了直趋淮北的多铎之外，满清动用了极其雄厚的兵力，由李自成余部的阿济格率领进入荆襄。
没有上帝视角的清方高层计划解决了李自成，顺便把左良玉打趴下，由此再现蒙元灭宋的局面。设想一下，即便明军在淮北挡住了多铎的压力，在阿济格进据湖北，左梦庚倒戈的情况下，弘光政权的未来可以预见。
03
惶惑人心
韩非子有“千里之堤，以蝼蚁之穴溃；百尺之室，以突隙之烟焚”一说。这句话可以说是先秦时期古中国对于蝴蝶效应的理解，韩非子认为一座堤坝，一栋高楼，都可能因为细微的隐患而崩塌。
一个国家也是如此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，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大明朝廷好像还没有到积重难返的地步，至少学学东晋南宋苟延残喘好似并无太大问题。
当然，一个偌大的政府的崩溃总是存在许许多多的原因，我们无法一言以蔽之，但使得大明在急病中一命呜呼在这件事上，当时的督师史可法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甚至于可以说，他也是这些隐患集中爆发的诱导因素。
史可法忠君爱国这一点无需质疑，但是因为自身能力欠缺，而在许多事情上处理失当，使得他起到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作用。
江北四镇作为弘光朝廷赖以苟安江南的防线，身为督师的他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，但他在作为督师的一年之间，并没有调和并发挥好四镇将领中高杰和黄得功的作用，反而让二人的矛盾愈演愈烈，起初，史可法让黄得功驻兵仪征有防备高杰的意思。
高杰和黄得功处于长期互看不爽的状态，在短短的一年内双方便有数次摩擦，双方各有不厚道的地方，以致于土桥之变时双方更是剑拔弩张，局势一触即发。
因此，在睢州之变发生以后，得知高杰死后的黄得功忙着落井下石抢夺地盘，尽管事件被迅速平息，所带来的影响却无法避免，这也在高部降清一事上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。
此外，在高杰身死以后。高杰的妻子邢氏考虑到儿子在朝无所依靠，便要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，而由于高杰出身于流贼，自诩清高的史可法自是死活不肯。
反而让高杰儿子拜了曾经坑过卢象升的太监高起潜做了干爹，即使我们想和李洁非一样给史可法找个借口，说是他为了不让脾气暴躁且和高杰一直不对付的黄得功有情绪。
但细细想来，在当时那个局面下，无论如何，更应该安抚的都是位于前线的高杰部，防止军队哗变倒戈，并充分利用高杰部对已经投清的许定国的怨恨来稳定江北防线，而不是让高杰的儿子拜一个太监做干爹。
随着江北诸军或败或降，弘光皇帝被俘，存活了一年的弘光政权宣告彻底覆亡。江北四镇的崩溃，深挖其原因，是国家机构磨损严重，指挥中枢不能正常运行，以及由于朝廷威严下降，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所导致的。
武人们在明末朝廷威权坠地时，所表现出来的便是彻底失去了控制，听封不听调，肆意地涂炭民间，不知大义。我们可以试想，如果明廷没有在一系列的失败中彻底丧失威权，在南京拥有一套正常运作的军政中枢，那或许真的能够完成四镇部署的初衷，据江淮而趋豫鲁，进而图谋全功。
但是在弘光年间，从一开始武人们出现了尾大不掉的情况下，偏生人事处理不当，不间断的内讧，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尽失，四镇工程沦为豆腐渣，弘光政权轰然倒塌也不令人意外了。
策划：鱼羊史记监制：鱼公子
撰文：湘桥蓬蒿人制作：吃硬盘吧、发达蚊
本文由「鱼羊史记」独家制作，并享有版权。未经授权，不得转载具有口碑的股票配资，违者追究法律责任。欢迎转发朋友圈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