萨尔浒之战及之后的明军实质上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不堪,在浑河之战、松锦会战前期,明军的表现并不逊色后金八旗军太多,更多因为兵力不足、指挥调度等等问题落败,即使到了南明时期,前明军李成栋部也极为能打,在剃头降清以后连下福建广东两省。那既然如此,为何弘光一朝重金打造的江北防线如此不堪一击?
01
立嗣危机
崇祯十七年的四月初八日,淮安巡抚路振飞首先得到了北都失守的消息,到了五月十五日,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由监国继位,由于明朝实行两都制的缘故,明朝旧部迅速在南方反应,不至于如靖康之难后的宋朝一般极度混乱。
彼时的明政府,在风雨飘摇中似乎大厦将倾,早已没有了当年北京保卫战时的上下一心,朝堂内为了立储之事不断互相攻击,潞王朱常淓和福王朱由崧便是两派人的争执对象。
在那个时候,一度处于南京权力中心,在新君拥立问题上有着相当的话语权的人,正是大名鼎鼎的史可法。史可法其人的确是忠君爱国,但为人却太过八面玲珑,正是因为他在嗣统问题上的犹豫不决,极大的影响了弘光一朝的政治军事局面。
展开剩余83%由于史可法的不坚定,他在凤阳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,还赐已经逐渐失控的马士英和高杰等人定策之名,让这些武将们有了可乘之机。拥有了定策之功的马士英和高杰、黄得功、刘良佐等人政治地位空前提高,业已成尾大不掉之势。
在四镇之中,哪怕是最服从调令,四镇武人中后来唯一力战殉国的黄得功,也曾在对诏书内容不满意时说出“吾不知何诏也”这样的话来,后来弘光一朝的党争不断,武将跋扈不听调令的导火索在弘光建政之前早已埋下,这即是江北四镇的先天不足。
史可法的重大失误使得部署之初便处处受到阻滞,即便是拥有定策之名的马士英也对四镇和左良玉束手无策,难有作为。
02
地缘劣势
甲申年上半年虽然李自成席卷北方登上人生巅峰,但南明朝廷仍旧保持着对淮北一带较高的控制,这成为了江北四镇部署的基础。
这个部署单从军事层面来讲似乎是无可指摘,首先四镇和长江中游的左良玉部形成呼应,层次有序。
江北防线的建立可以兼顾湖北和南直隶地区的防守,又可以向湖广以西、山东、河南地区图谋进取,又给南京地区的防守带来了战略纵深。
如果能按原先计划进行,不说恢复河南山东,总不至于瞬间崩摧吧,但事实上,弘光朝在地缘上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漏洞。
“守江必守淮”的说法自古有之,但这句话还有下半句,“保扬必保荆”。
为什么说荆州所在的江汉平原重要非常?那得先看看自古以来北方对南方的攻略计划,一般来说,北方政权进攻南方政权有三种做法:
(1)走长江下游进攻四川,多路对南方政权同时进攻,进而形成合围。蒙古早期进攻南宋就是按照这个路子,在攻打四川的同时也取道西藏攻灭了大理国,在战略上包围南宋,但是这样的进攻对于战马数量和兵员素质的要求很高,这种进攻,恐怕只有巅峰时期的蒙古帝国才能做到。
(2)走淮北一带,淮北一带河网密布,北方政权从这一路进攻的好处在于,可以源源不断的利用河网给南征军队提供补给,并持续施压于扬州到合肥一线。
(3)最经典的路线就是攻打江汉平原,攻下江汉平原则是掌握了顺江而下进攻南军的通道,南陈、末期南宋都是在没有江汉平原的情况下彻底失去了自保的能力。
淮河防线对于南方政权意义非常,北军除了要考虑补给问题外,还要面临着南军的接连反击,故而历史上,北军进攻淮河流域,多是采用诱敌聚兵,打歼灭战的战略。五代后周时,韩令坤攻略南唐的战法就是攻其必救,有效消灭对方有生力量,如果南军坚持坚壁清野的战法,北军撞一头包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。
在这种情况下,攻打江汉平原投资收益比还是相当高的。这也成为了后期蒙军死磕襄阳的原因,征服一座城市相当于征服一个地区,进而完成对南方政权的征服。
而那时的大明,由于荆襄一带长期受到张献忠的攻击,经营的并不算好,甚至驻兵湖北的左良玉在朱仙镇大败以后彻底变成了缩头乌龟,在这之后,左良玉听封不听调,不但没有起到拱卫国家的作用,反而成为了战略要地上暗暗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。
后来的左良玉也是为了躲避李闯败军而东征,这也是江北四镇垮台的最大诱因。除此之外,除了直趋淮北的多铎之外,满清动用了极其雄厚的兵力,由李自成余部的阿济格率领进入荆襄。
没有上帝视角的清方高层计划解决了李自成,顺便把左良玉打趴下,由此再现蒙元灭宋的局面。设想一下,即便明军在淮北挡住了多铎的压力,在阿济格进据湖北,左梦庚倒戈的情况下,弘光政权的未来可以预见。
03
惶惑人心
韩非子有“千里之堤,以蝼蚁之穴溃;百尺之室,以突隙之烟焚”一说。这句话可以说是先秦时期古中国对于蝴蝶效应的理解,韩非子认为一座堤坝,一栋高楼,都可能因为细微的隐患而崩塌。
一个国家也是如此,在当时的人们看来,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大明朝廷好像还没有到积重难返的地步,至少学学东晋南宋苟延残喘好似并无太大问题。
当然,一个偌大的政府的崩溃总是存在许许多多的原因,我们无法一言以蔽之,但使得大明在急病中一命呜呼在这件事上,当时的督师史可法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甚至于可以说,他也是这些隐患集中爆发的诱导因素。
史可法忠君爱国这一点无需质疑,但是因为自身能力欠缺,而在许多事情上处理失当,使得他起到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正面作用。
江北四镇作为弘光朝廷赖以苟安江南的防线,身为督师的他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,但他在作为督师的一年之间,并没有调和并发挥好四镇将领中高杰和黄得功的作用,反而让二人的矛盾愈演愈烈,起初,史可法让黄得功驻兵仪征有防备高杰的意思。
高杰和黄得功处于长期互看不爽的状态,在短短的一年内双方便有数次摩擦,双方各有不厚道的地方,以致于土桥之变时双方更是剑拔弩张,局势一触即发。
因此,在睢州之变发生以后,得知高杰死后的黄得功忙着落井下石抢夺地盘,尽管事件被迅速平息,所带来的影响却无法避免,这也在高部降清一事上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。
此外,在高杰身死以后。高杰的妻子邢氏考虑到儿子在朝无所依靠,便要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,而由于高杰出身于流贼,自诩清高的史可法自是死活不肯。
反而让高杰儿子拜了曾经坑过卢象升的太监高起潜做了干爹,即使我们想和李洁非一样给史可法找个借口,说是他为了不让脾气暴躁且和高杰一直不对付的黄得功有情绪。
但细细想来,在当时那个局面下,无论如何,更应该安抚的都是位于前线的高杰部,防止军队哗变倒戈,并充分利用高杰部对已经投清的许定国的怨恨来稳定江北防线,而不是让高杰的儿子拜一个太监做干爹。
随着江北诸军或败或降,弘光皇帝被俘,存活了一年的弘光政权宣告彻底覆亡。江北四镇的崩溃,深挖其原因,是国家机构磨损严重,指挥中枢不能正常运行,以及由于朝廷威严下降,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所导致的。
武人们在明末朝廷威权坠地时,所表现出来的便是彻底失去了控制,听封不听调,肆意地涂炭民间,不知大义。我们可以试想,如果明廷没有在一系列的失败中彻底丧失威权,在南京拥有一套正常运作的军政中枢,那或许真的能够完成四镇部署的初衷,据江淮而趋豫鲁,进而图谋全功。
但是在弘光年间,从一开始武人们出现了尾大不掉的情况下,偏生人事处理不当,不间断的内讧,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尽失,四镇工程沦为豆腐渣,弘光政权轰然倒塌也不令人意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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